手术完成后，我被士兵带到机场。”

1982年大屠杀后，洪瑞钗（图）到处寻找认识的巴勒斯坦人，后来遇到了13岁受伤男孩的70岁祖母。祖母从黎巴嫩南部步行20公里到夏蒂拉营寻找亲人，却发现除了自己和13岁男孩，其他亲人都死了。

（受访者提供）

每年9月18日，洪瑞钗都回到贝鲁特夏蒂拉营，出席大屠杀周年纪念活动。每次，当地的巴勒斯坦小孩都围着她，听她说当年的故事。

她对巴勒斯坦人的济世之心，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表扬。1987年，该组织已故主席阿拉法（Yasser Arafat）颁给她“巴勒斯坦星章”（Star of Palestine），是组织授予巴勒斯坦之友的最高奖章。洪瑞钗是六名获奖的非巴勒斯坦人之一。

今年3月，她成为第四位新加坡哈佛俱乐部荣誉奖得主，半生奉献人道主义的精神再次受肯定。但她对笔者说：“我是代表那些为人权抗争、向我们展示何谓公正自由的巴勒斯坦人领奖。巴勒斯坦人失去家园、看不到未来，却没有失掉人性。”

颁奖晚宴上，她把自己的经历通过幻灯片与哈佛大学校友分享，原定一个小时的分享会，她半小时就主动结束，问她原因，“大家都饿了，怎么能让嘉宾看这些血淋淋的照片，影响他们的食欲和心情？”

1982年，当洪瑞钗很沮丧地走在大屠杀后的夏蒂拉营附近，突然冒出一个巴勒斯坦小孩，原来是她之前的病人。小孩央求洪瑞钗帮大伙拍照，还说“我们不害怕，以色列来吧！”。（受访者提供）

今日加沙遭遇 犹如一场海啸

“如果我说，1982年黎巴嫩贝鲁特难民的屠杀事件是龙卷风，现在的加沙局势，就是海啸！”

对当前的加沙，洪瑞钗想了片刻，用了这个比喻。

她说，夏蒂拉三天内死了3000人，力度强。哈马斯去年10月7日突击以色列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展开报复袭击，至今，至少有3万2000平民被杀，而且多为妇孺；7000人被埋在摧毁的废墟中、400名医务人员被杀、4000名学生和教师被杀、36所医院全部或部分被摧毁、1万5000名孕妇被迫在营内或废墟生产、170万人挤在只有500个厕所的营内，没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加沙北现在出现大饥荒，许多母亲只能用野草喂孩子。

洪瑞钗语调渐渐急促起来，“你说的杀戮，是这样的程度！当你揪出平民然后杀了他们，摧毁家园、学校、工厂、大学、让成千上万的人流离失所时，却说是和平军事行动，是与一群恐怖分子在作战。

“更糟的是，全世界实时看到这一切，却阻止不了，也无法让以色列允许更多救援卡车通关。”　

1988年，洪瑞钗（右二）和巴勒斯坦人医药援助会的义工派发牛奶给西贝鲁特难民庇护所的儿童。

（受访者提供）

她哽咽地说：“我的手机每天都收到这些最新视频，可是我们却无能为力，战争一爆发，说什么对不起都没有用的。

“我很愤怒，这种杀戮是没有理由的！我必须极度自我克制，才不至于破口大骂，巴勒斯坦人课题，已经有75年了。” 多年过去，巴勒斯坦人面对的处境却愈发艰巨。目睹这一切，怎不心力交瘁？

“巴勒斯坦人常说，我这一世或许回不了巴勒斯坦，但我的子孙可以。即使一面墙塌了，他们还是不断邀请我入屋喝咖啡。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了慷慨好施、善良、永不言弃。他们教我如何做个人。”

关于世人都在追问的，以色列是否正在加沙进行着种族灭绝。

她说：“我的个人观点没什么价值，世界最高法院——国际法院的看法才是重要的。应该问问加沙怎么想；问问190万无家可归、房屋被摧毁而得待在塑料布下、一贫如洗的加沙居民怎么想；问问那些没有家人的孤儿；问那些因为以色 列刻意造成的饥荒，试图捡起空投的食品包裹来填饱肚子而被枪杀的人；问那些因为医院被摧毁、医生和护士被杀、药物因封锁而用尽而死于疾病和伤病的人的想法。”

“如果我们不尽我们所能保护他们，那么我们就是种族灭绝的同谋。”

新加坡对待以哈冲突的立场，包括新加坡回教理事会设立的全福基金会，为加沙平民筹募1000多万元救济经费、要求以色列大使馆删除引发争议的贴文等，洪瑞钗深表赞扬。

“我们（新加坡）是很幸运的，拥有和平。 新加坡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战争发生，或是参与战争。没有什么事情是妥协或谈判无法解决的。人一旦失去性命，再也回不来，伤痛将代代延续。”

为了能探监 “我们结婚吧”

1977年，洪瑞钗和在新加坡出生的丈夫邱甲祥赴英国寻求政治庇护，直到邱甲祥2011年疑心脏病突发骤逝，她才抱着他的骨灰，再度踏上这片土地。

1977年新婚不久，洪瑞钗飞到英国伦敦与逃亡的丈夫邱甲祥会合，两人一起流亡。（受访者提供）

1974年，她在一个维护正义与和平的会议上遇到人权律师邱甲祥。当时，邱甲祥正在帮被控参与暴动的工人和学生领袖担任辩护。两人交往一段时间后，她担心邱甲祥的这个辩护工作很可能被视为是某种反政府行为而被捕，于是叫他娶她，理由是“如果真的被捕，我能以妻子的名义去探监。”

1977年1月，两人结婚。不到两个星期，逮捕行动果然发生，邱甲祥逃离到英国。那之后，洪瑞钗被拘留一段时间，被盘问有关她丈夫的事。她后来同意劝服邱甲祥回国而被获释，不过，她飞到英国后没有回新，与先生一起流亡。

洪瑞钗诞生于马来西亚槟城，两岁随父母来新加坡，父亲在贸易行工作，也兼职《星洲日报》大宗商品审稿员，母亲是家庭主妇。洪瑞钗身为长女，弟弟现移民加拿大行医，两个妹妹，一个在新加坡，一个在马来西亚。

“我们都是海外华侨。” 

洪瑞钗自小成绩优异，中学就读莱佛士女中，1973年毕业自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系，名列前茅，一步步，除了在公共与社区护理医科那三年，因为一直“嚷着要在最短时间改变体制”而遭上级厌恶，她向专科医生走去的路都很顺利。

到了英国，待遇却相去甚远。她自嘲说，自己不打橄榄球，说着一口新加坡腔的英语，并非白人男性，结果，“第一次体验到身为外国人被歧视的感觉”。

等健康好一些 我先回加沙

然而她并不气馁，选择不理会不言弃，辗转在约40所医院行医兼职，最后成为英国最古老医院圣巴塞洛缪医院的第一位骨科女医生。“你必须加倍努力，因为你对下一代必须负责，不能放弃争取。

今年是洪瑞钗流亡后第三次回新。第二次是在2020年，她出席有关持新加坡和英国双重护照的听证会，但她拒绝放弃任何一个。后来，她的新加坡公民权被收回。

这次，她四天行程满满，领奖外，也到国大杨潞龄医学院发表演讲。

对年轻医生，洪瑞钗的忠告是“行医者，父母心”。

“医生是一种特权专业，但别忘记我们作为人的慈怀之心，这是根本。就算无法治好病人，也要聆听病人说话、陪伴他们、争取最好的治疗法、减轻他们的痛苦。而且要当战地医生，必须先搞好自己的专科，照顾好国内的病人。

离开新加坡前，她的中学同学坚持在机场与她聚餐。几时再回来，她说：“等我健康更好些，但还是先去加沙吧！”

版權所有，禁止轉載。 違者必究法律責任。